【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访谈2018乌家培资助计划获得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建培教授

2018年度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授予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建培教授和现清华大学林志杰副教授，以表彰他们分别在团队激励和采购契约领域、在电子商务营销和共享经济领域做出的理论创新贡献。为了能够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中国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学会近期对两位获奖者进行了专访，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和研究方法，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助益。以下为李建培教授的专访内容。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科技英语专业，之后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了经济管理硕士和经济学博士。有两件事情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比较关键。一件是在读硕士期间，我当时还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就选修了几门不同方向的课程，其中一门是《拍卖理论》，课程讲授了不同拍卖形式的均衡分析和收益比较，以及机制设计的一些基础理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领域很有意思，也从中领悟到了经济学能够为现实世界做出实际贡献的一个重要途径。教这门课的Elmar Wolfstetter教授是较早从事拍卖理论研究的学者，治学严谨，在德国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他的团队当时正好有博士生位置空缺，我于是就加入了教授的团队开始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这段经历基本决定了我博士阶段以及之后多年的研究方向。虽然我所做的研究工作并不涉及拍卖理论本身，但仍然是契约理论、机制设计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方向。

第二件事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导师的团队参加了一个由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特别研究项目/跨区域合作项目（经济体系的治理和效率，三期共12年），该项目涵盖了柏林、波恩和慕尼黑三所城市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以鼓励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提升德国在学术界的国际影响力和培育青年学者为出发点。该项目一方面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体面的生活资助，同时也非常鼓励青年学者做创新性和前沿性的科学研究。该项目为不同节点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互访提供资助，并且每年组织两次学术研讨会为青年学者提供宣讲论文并获得来自多个节点的成熟学者指点的机会。该项目为德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者，我个人从中受益颇多，从诸多交流活动中学习如何做高质量的经济学研究，我与当时波恩大学的两位青年学者的长期合作也起始于该项目提供的学术交流平台。我觉得这种以大型项目长期资助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鼓励学术交流、为青年学者提供安心做学术的环境的做法非常值得赞赏。

请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创新点。

我的研究主要围绕不同环境下契约的选择、最优机制的设计以及产业组织领域的一些市场监管问题展开的。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时，如何通过合约和制度设计或者价格规制来规范微观主体的行为，为微观主体提供合适的激励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这是我整个研究的主线。下面从两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个方面是关于团队生产效率的研究。团队是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团队效率是影响一个组织的生产力水平的关键因素。文献和现实中关注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团队成员之间搭便车的倾向会严重损害团队效率，此外，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也会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我和我的合作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提出可以通过团队成员的锦标赛为成员提供激励，以纠正团队道德风险带来的效率损失。团队往往可以对成员的努力程度做出一个不精确的排序，如果依据团队产出的高低和成员间努力程度排序的结果对团队产出进行分配，那么团队内部的锦标赛机制可以完美解决团队成员互相搭便车的动机。这一研究结果（Efficient Tournaments within Teams）于2009年发表于产业组织领域顶尖国际期刊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继续探讨了如何同时解决团队内的道德风险问题和信息交流问题，并发现设计精巧的锦标赛机制仍然可以为团队成员提供完美的激励，这一研究结果（How to Share it Out: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in Teams）于2016发表于经济学理论顶尖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中，这些研究首次提出运用“团队锦标赛机制”完美解决团队合作中的道德风险和信息分享的双重问题，对团队生产中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选择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市场监管机制的研究，主要分析通过哪些价格规制和市场监管政策能够改善企业和个体的激励并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针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特征，有效的价格规制和市场监管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价格规制方面我和我的合作者展开的一项研究是关于竞争环境下的差别定价问题，当经营者向不同群体供应商品存在成本差异时（成本型差别定价），差别定价通常可以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这一结论与基于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弹性差异的三级价格歧视（需求型差别定价）往往会损害消费者福利的经典认知形成鲜明对比。基于此，我们认为针对差别定价的反垄断审查应该区分需求型和成本型，对成本型差别定价采取更为宽容的审查政策。这一研究结果（Competitive Differential Pricing）于2021年发表于产业组织领域顶尖期刊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关于价格规制方面我和合作者还探究了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的差别定价策略如何影响价格的质量信号传递功能，这份工作目前已形成工作论文。

在市场监管机制方面，我和我的合作者就专家市场的治理机制开展了系列研究。专家市场（信任品）的典型例子包括医疗服务、法律服务、金融保险、汽车维修、咨询等行业，这些市场的公平有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福祉，这类市场的重要特征是专家由于其专业技能而拥有关于消费者需求的更多信息。以医疗行业为例，医生拥有关于患者病情的更多信息，而患者获取治疗之后仍然无法判断医生所提供的治疗方案是否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该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医疗行业的诸多乱象：乱收费、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诊疗准确度不足等，并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当医生需要付出努力以获取关于患者病情的信息时，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确保医生为患者提供诚实服务的机制不能同时保证医生付出诊断努力。我们的一项研究对专家市场的最优责任机制进行了分析和刻画，并发现专家责任是在该类市场同时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并实现社会最优的必要条件。该项工作对信任品文献的学术贡献在于首次将专家侵权责任这一重要的法律约束引入信任品模型并进行了规范的研究和分析。政策意义上，在专家市场领域提高行业的竞争度或者进行单一的价格调控未必能提高整体福利，专家责任制度的实施是减少市场欺诈并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市场秩序的有效机制。该项研究（EfficientLiability in Expert Markets）目前已被经济学顶尖期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正式接收。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经济学的研究来源于现实并最终回归现实。我的科研问题主要来源于经典文献、各类书籍以及对现实的观察。经典文献往往对一类问题有着清晰的描述和系统性的梳理，并详细记录了这类问题的关键矛盾在哪里，为什么重要，主要结论依赖于哪些模型和假设，将这些模型和假设与现实观察进行比照是识别研究题目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我和合作者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信号传递和信息获取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在Spence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的经典模型中，不同能力的工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水平发送信号，雇主通过观察教育水平可以完美识别工人的生产能力。该模型及其分析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被拓展至货币政策、企业融资结构、产品广告等方面。然而，该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现实观察的一个矛盾之处是：既然雇主能够通过教育水平完美识别工人的生产能力，那么雇主没有动机也没有必要付出努力去获取关于工人生产能力的信息，然而现实观察告诉我们，雇主往往会通过复杂的面试程序去了解工人的生产能力，而不仅仅依赖工人的教育水平去判定工人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一观察，我和合作者开展并完成了Signaling versus Auditing这项研究（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21）。

此外，我平时爱看各种类型的书，有很多经济学现象在各种书目中都有着很好的描述和记载。比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后双水村生活状态有着详细的描述，同样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承包责任制之前家家户户饿肚子，而之后各家不仅能够吃饱肚子，并且还有余粮。这个场景的比照为团队道德风险提供了的一个生动的例子。经济学发展至今，我们现在关注的许多科学问题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全新的问题，它们在经典文献和书籍中或多或少都有着不同形式的记载，但是技术变革赋予了这些问题新的面貌和特征，比如具有双边特征的交易市场的定价和监管，由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技术而具有了新的特征和表象，因而也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新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思路的出现也使得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些原本无法解决的科学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

现实世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并且鲜活的案例。我本科毕业之后在中国银行总行的建设工地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工作内容涵盖了合同的起草、商务谈判、施工工程的日常沟通和交流，虽然那个时候并无经济学方面的训练和积累，工作现场经历的各种激励问题、责任划分和扯皮无形中为后来在学习和研究中对经济学问题的理解和识别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主要运用契约理论和机制设计的典型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在专家市场有效责任（Efficient Liabilityin Expert Markets）这项研究中，我们希望分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存的环境中如何通过责任机制的设计为专家提供有效激励。我们首先依据构建的模型判断社会最优的标准是什么，包括专家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给病人提供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可以实现的最大社会福利水平。之后我们会对所构建的不对称信息模型进行求解，刻画给定责任机制下消费者的最优定价策略和专家的最优治疗方案选择策略。然后再对照社会最优的标准分析社会最优的结果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什么条件下不能实现，以及能够实现社会最优或次优结果的责任机制的显著特征。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未来我主要的精力仍然会集中在不同环境下的最优契约和市场监管机制的研究上。自古以来法律和制度都是制约微观主体行为的重要途径，如何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角度评估不同的法律和制度对经济环境的影响会是我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特征和问题，比如大数据杀熟、数据使用和交易中的产权归属等，这对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传统的市场监管机制提出了挑战，对这类新环境下的市场监管机制的研究是我未来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以平常心对待生活和科研工作，努力寻求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点，科研工作中的投入是需要获得家人的支持的。另外就是急是没有用的，往往越急越没有结果，科研工作需要的是能沉下来读文献、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阅读文献时不能蜻蜓点水，只看看题目和摘要就想当然地断定某个问题已经有人做过了，或者这个题目没有意义，或者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读一篇文献不光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认真去看文章的模型，看文章刻画了哪些方面的因素、做了哪些分析，然后才能判断这篇文章到底研究了什么，没有研究什么。经济学发展至今，想要提出全新的问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文献中并没有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者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在前人的解决方案中被忽视了，这些都是潜在的研究题目，这些研究题目往往只有当我们静心去思考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目前承担了本科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生的《博弈论》以及留学生的《契约理论》教学工作，同时指导几名学生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写作。我对博士生的要求是在读博士的几年时间内把理论基础打牢，多读一些文章，做一些扎实的研究，踏踏实实地写好一到两篇有分量的文章。我对博士生的指导内容也较为细致，正常情况下会安排每周一次的周会，根据学生的进度和他们讨论需要精读的文献、对参考文献主要结论的复现、研究题目的选择、模型的搭建和具体的分析思路等。博士阶段是一个人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详细的指导可以帮助学生少走弯路、减少时间浪费，等学生掌握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有较为扎实的基础后，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自己想要做的研究。

请您谈谈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心得和感受。

能够得到乌家培资助计划的支持我觉得特别荣幸。乌家培先生是中国的信息经济学学科奠基人，对该学科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奖也很有意义。乌家培资助计划自从2016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学术贡献作为评奖的唯一依据，它能够激励学者踏实地做一些前沿的研究和创新性的工作，是对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创新性成果的莫大鼓励和支持。这些年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学者都非常优秀，有着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成果，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优秀的学者在信息经济领域做出更出色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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