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邓宁（John Dunning）1958年的著作首开先河，它是关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经济中业绩表现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该书运用了1953年的调查数据，对美国FDI（外国直接投资）在英国的利益和成本做了实证分析。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的文章建立在寡头垄断行业中创新周期的时机选择上，它为美国的FDI流出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它是邓宁著作的最佳补充。这两大贡献都同今天的全球化问题高度相关，但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尽管跨国公司依然是当今的研究对象，但是如今的跨国公司不仅仅只有来自美国的，还有来自三角国家（美、日、欧）的。今天，单向的FDI流出和东道国经济被他国掌控的管理问题，已经被双向的FDI和相关的管理及公共投资政策（自由化）问题所取代。最后，虽然现代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生产折衷理论）将重点在公共政策上而忽略了公司管理的影响，但是它仍同邓宁和弗农先前的理论是有联系的。

引言

这篇文章的写作小组打算运用两条线索对美国从1950年到199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一个回顾分析。第一个是约翰·邓宁1958年著作中关于美国FDI在英国业绩的分析，第二是雷蒙德·弗农1966年有关美国FDI流出以及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论文。这些贡献影响深远，且同过去40年间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相关著作紧密相连。

邓宁著作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最早实证研究之一，其中有许多内容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90年代，对于东道国制定针对FDI的政策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弗农的文章是文献资料中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它可以指导母国和东道国制定针对FDI的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在今天对全球化兴趣渐增的时候，这两项研究是我们理解全球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石。笔者特别将重点放在邓宁1958年的著作，弗农1966年论文的理论框架，以及它们后来的发展上。

邓宁1958年国别实证研究

邓宁（1958）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份美国FDI在英国制造业现状的客观记录，由此评价美国FDI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它是在出于宏观公共政策而不是微观管理政策的考虑下产生的，是评价FDI对东道国经济贡献的首次研究。在马歇尔计划的资助下，经历了两年多的非常详细的实地考察工作，邓宁实地走访了115家美国机构，和45家美英公司（美国拥有25％以上的控股权），此外还有45家公司通过邮件向他提供信息。245家美国制造公司在英国的分支机构共雇佣了100多名工人，这其中只有40家公司没有与邓宁合作。最后（同他合作）的205家公司占了美国设在英国的所有子公司雇佣工人总数的90％到95％。邓宁通常对每家公司进行两次访问。他获得了客观的数据，并从主观上评价了跨国公司对于英国经济的贡献。

邓宁回顾了美国流入英国的FDI的历史性增长（开始于1852年柯尔特（Colt）和1867年辛格（Singer）的研究），并对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性做了评价，之后，他公布了这一FDI在地理位置、规模大小、所有权类型、财务状况、经营和管理结构等方面的重要特征。在第五章，他首次试着衡量了从美国母公司到英国子公司的技术转移（的规模）。弗农（1966）的研究是关于母公司创新和知识型资本在外国机构中的生产时机问题的，它是上述邓宁观点的很好补充。当然，邓宁关注的是FDI总效应及其公共政策意义，而弗农更多的是出于微观和公司层面的考虑。邓宁着眼于美国FDI对英国制造业的生产力产生的影响，而弗农假设了寡头垄断集中的情形，还有产品进入某一行业或国家的时机选择问题。

邓宁在其著作的后半部分运用他的数据和“平衡决定法”，评价了美国流入英国的FDI给英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他分析了美国流入英国的FDI对于英国竞争、研发、制造、管理技能、消费者和经济的整体效率的影响方式。其中有一章着眼于美国制造业部门和英国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经济关系，并讨论了这对英国政府采购和生产政策方面的影响。他也考虑了美国FDI是如何影响英国经济的“国内”部分的，尽管这一“国内”部分仅仅是间接地受到了外国投资的影响。

虽然邓宁在其1998年的著作中“事后更新”这一章中称，他区分了国家（区位因素）和公司（所有权）在生产能力上的不同（邓宁，1998， 第248页），但是1958年的书并没有使用邓宁的折衷范例，这主要是因为1958年的书把重点放在了经济政策制定和技术转移而不是跨国公司理论上，所以它是从宏观和标准层面上进行分析的。事实上，正如邓宁（1998）书中评价的，在1958年，跨国公司还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学术名词，更不用说被作为正式的研究对象了。

弗农1966年的产品周期模型

弗农（1966）把他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融入到了同一时期美国FDI历史特征当中。他将重点放在作为独立变量的知识、区位因素以及创新的时机上，这都引出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跨国公司拥有一个能开发并生产新产品的强大的国内基地。在产品成熟时期，加拿大和西欧国家那些拥有完全所有权的公司中会生产这种产品。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公司特有的技术优势消失且特许生产不再是必需时，产品就会用最低的要素成本在世界上任何一地生产。

弗农在其论文中，假设美国的平均工资是西欧的两倍，这样拥有相对高工资率的美国市场便成为创新的发源地，尤其是通过创新，美国市场可以维持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那些处在富裕的美国市场上的公司有动力去研究开发新的节省劳动力的产品。但是为何是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在其他外国市场上生产这些产品呢？弗农说答案存在于行业区位的外部经济中。新产品还没有标准化，又因为该产品是用来交易的，所以厂商需要通过靠近市场来节省交易成本。产品在美国生产，任何外国的需求都得靠进口美国的产品满足。当产品成熟后，它变得标准化了，依据相关的母国和东道国的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比较，生产就可以在完全拥有所有权的外国子公司中进行了。一旦一家美国厂商立足于一个主要的外国市场，则该行业会有寡头垄断的反应，因为其他的美国厂商会试图维持或保护他们的世界市场份额。在弗农（1966）论文中最具历史局限性的经验论点是，他假设日本和中国的台湾省为不发达国家地区，这些地区处于产品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只能生产完全标准化的产品。

跨国公司理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

邓宁（1958）和弗农（1966）都运用经济方法分析国际贸易，这同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的主流方法是一致的，在这一方法中适当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初步提出时比特•巴克利（Perter J.Buckley）和马克•卡森（Mark Casson）有重要的观念性突破，之后阿兰•拉格曼（Alan M.Rugman，1981）和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E.Caves，1996）的中心论点是国际贸易理论即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贸易领域需要跨国公司理论”的论点曾被卡森（1987）、巴克利（1988）和邓宁（1993）再次肯定过。

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1997）最近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她也认为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跨越国界的公司理论是其理论核心。她同意拉格曼（1981）的说法，即国际公司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和内部化理论。这就为公司的内部管理及其跨国经营行为提供了指导。此外，当然她认为公司行为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是一个重要的分析部分，不过她把重点放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司上，这同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基本经济方法是一致的。在最近的跨国公司理论回顾中，威尔金斯再次肯定了“国际贸易中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国公司拥有中心地位”这一观点（1998，威尔金斯）。

威尔金斯不同意布赖恩•托尼（Bryan Toyne，1997）和其他人的观点，因为这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理论对于国际贸易范畴来说过于狭隘。托尼拥护全面整体的方法，认为只有在这一方法下公司的行为才会被融入到社会关系中。但是跨国公司理论也并不狭隘。运用公司经济学理论基础，把重点放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国公司上，这涉及到研究并分析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环境背景。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的同时，也处理外部环境事项，是互动中介者。跨国公司理论虽然用经济学作为其背景，但是管理者们若要运用它的话，需要运用除了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进行分析，比如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解释了跨国公司活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在跨国公司所处的社会背景下，如果该公司的管理能够完全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那么就没有必要设立独立的整体国际贸易理论。“跨国公司的研究建立在不同学科的组合之上”，这样多重观点的方法是如今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

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邓宁的研究主要围绕美国的跨国公司。近四十年来，美国跨国公司的相对优势正逐步为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崛起所抵消，尽管这些公司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作为国际生产和国际分工经济载体的跨国公司，其本质特征在这四十年中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用来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拉格曼，1981，1996a）。因此，尽管邓宁（1958）和弗农（1966）的研究仅局限于美国的跨国公司，但他们的研究是具有一般性的。换句话说，抛开国际化理论的基础来单独研究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理论是不存在的。而国际化理论是与邓宁和弗农的著作相一致的。

这篇文章的基本前提是当前我们已经存在广为接受的跨国公司理论。约翰·邓宁将跨国公司理论作了拓展，使其不仅包含企业的因素，还包含国家的因素，这就是作为公司理论之一的内部化理论。（对近20年内部化理论的回顾，可参见拉格曼的著作，1996a）。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以下三个要素融为一体：a) 产权和无形资产的特定的所有权优势；b) 内部化优势，即企业用来克服诸如买者不确定和缺乏期货市场等市场失灵的动力；c）区位优势，包括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运输成本，文化因素和政府管制（邓宁，1980）。

很显然，（a）和（b）都着眼于交易成本问题因而被归入“公司层面”一类，而(c)则被归入国家/区位一类，这就引出了一个有用的分类：公司优势和国家优势的区分。由此可得出公司优势与国家优势的矩阵图（见图1），这一矩阵由拉格曼（1985）最先发明，并在拉格曼和维伯克（Verbeke）1990年的著作中加以运用。

资料来源：根据拉格曼1985年和拉格曼与维伯克1990年材料制作。

这一矩阵被用于解释许多国际贸易领域的关键问题，例如在美加自由贸易区内跨国公司的行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关于投资的规定以及关于投资的多边贸易协定的影响（拉格曼，1996b）它还可以作为公共政策和跨国公司理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解释（拉格曼和维伯克1998）。

对邓宁关于跨国公司理论所做贡献的评价

本文的一个目标是评价邓宁1958年的实证研究著作在多大程度上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供其作为全球化理论解释的基础。这本1958年出版的著作中是否有跨国公司理论（包括邓宁自己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实证先例？把重点仅集中在美国流入英国的FDI的规模和业绩上，这在长远上具有理论价值吗？

本文的一大重要发现是邓宁1958年的著作与目前全球化问题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更趋于实证性而非理论性。尽管邓宁1958年时创作的动因是基于对由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与其英国的子公司共同参与国际生产的研究，但它并非着眼于跨国公司本身而是公共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即研究对象是国家而非企业。

邓宁在国家的层面上将国际直接投资看作国际资本流动加以分析而不是将国际直接投资看作企业的管理决策。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预见到其后史帝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1976）的观点。1960年时海默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观念性突破：即把跨国公司放在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这论断被视为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开端：它将跨国公司理论视为一种工业组织/微观理论而不是一种国际资本流动理论（邓宁，拉格曼，1985）。事实上，海默使用邓宁1958年著作中研究美国设在英国的跨国公司行为的数据来证明其本人的观点（邓宁和拉格曼，1985）。笔者认为，邓宁对跨国公司理论做了两方面的贡献：第一与海默著作的联系，第二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联系。

邓宁与海默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加拿大激进的经济学家史帝芬·海默1960年的博士论文中的一大部分内容源于邓宁1958年的著作。当它于1976年出版时，第134－148页的内容仅仅是简单修改了邓宁1958年著作第58、60－78和156－157页的关于外资所有权的数据，其中有三个重要的表格是直接摘自其中。这些表格显示了工业部门中美国FDI的数据，以美国公司在总雇佣中占的比重来衡量外资所占比重。根据1953年的数据，邓宁认为11个制造业部门中美国只占2.8%的股份，而海默却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一些关键领域，这些领域的集中程度都较高。海默的结论是（海默，1976，第144-145页）：

“集中程度较高的工业部门和国际贸易行为之间的联系最为清晰的在邓宁的数据中展现出来……寡头垄断行业的优势是很显然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宁在50年代初对美国流入英国的FDI所做的实证研究对海默的观点有重大的影响。海默的主要实证观点是：美国的国际投资集中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工业部门而非某些国家的全部工业部门（海默，1976，第157页）。他认为邓宁有关英国的数据正体现了这些工业部门成为外资集中的部门的趋势（海默，1976，第167页）。

海默也认为在50年代末搜集真实可靠的数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他调查的750家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的年报中，除了汽车和石油公司之外都不能提供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区位的基本信息。他甚至说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将其在加拿大的子公司和美国母公司的交易在会计报表中区分开来，而且当时美国公司将国内和国外活动联合起来的事情是十分普遍的（海默，1776，第164－165页）。今天，年报数据要准确的多，而且直接利用年报的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国外资产的收益（例如，格斯特姆（Gestrim），耐特（Knight） 和拉格曼，1998) 。弗农的哈佛跨国公司项目在六十年代末开始收集公司数据，而且他在其1971和1977年的著作中都使用了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尽管它今天已经过时了。时至今日弗农还是担心FDI数据的不准确性和潜在的对其滥用的问题。

为解决五十年代缺少公开可靠的公司数据的问题，途径之一就是实施调查。调查结果成为了邓宁（1958）和爱德华•萨法瑞恩（A. Edward Safarian，1966）研究加拿大外资所有权的数据基础。先前我们提到过邓宁的调查是相当全面的。1953年他调查了在英投资的245家美国公司中的205家，美国公司拥有股权比重都在25％以上，并且在雇用了100名以上的工人。这205家企业雇用了当时美国在英国进行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的90%－95%的工人。

1959年萨法瑞恩（1966）向277家加拿大美资公司发放了调查问卷，这些公司中很多属于中小企业。他同时收录了53家其余国家控股的加拿大外资企业。海默，以及其他加拿大学者如萨法瑞恩（1966）、拉格曼（1980）等研究的动力一直都是通过提供更好的数据来影响公共政策。邓宁（1958）指出美国五十年代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是美国在西欧国家直接投资总量的四倍（邓宁，1958，p135）。美国企业的经理给出的解释是“在加拿大投资就好比在美国国内投资一样。”而英国则是五十年代美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的接受国，占1955年美国在欧洲直接投资股权的58％和美国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15％。

加拿大是当时外资所占比重最大的国家，直到1975年加拿大的制造业仍有56％控制在外资手中（萨法瑞恩，1993）。因此，加拿大政府开始了对外国在加拿大投资企业的年度调查，这项调查创造了著名的CALRUA数据库，该数据库资源丰富。同时加拿大的工业部和商务部分别收集了1964－1981年加拿大的外资企业经济行为的数据。拉格曼（1990）用这些数据来评估加拿大外资企业以及在美国境内的加拿大企业的经济行为，邓宁在1958年时已完成对英国外资企业的评估。到20世纪80年代时，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关心的已不仅仅是加拿大的外资企业了，因为加拿大当时的对外资本输出在总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已占更大的比重，相当于其外资流入量的六倍之多。因此，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时经历了双向的国际直接投资，而非50年代的单向国际直接投资。这也就意味着政策从50年代的只注重对外资监管到90年代时兼顾内外投资的平衡政策。

邓宁和跨国公司理论

尽管邓宁（1958）与海默（1976）之间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邓宁或弗农（1966）的理论都没有涉及跨国公司交易成本或内部化理论。邓宁和拉格曼（1985）称，海默的理论也没有涉及此问题。尽管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早在1937年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但直到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以及巴克利和科斯（1976）的著作中才开始分析全球范围内的交易成本问题。

这引发的副作用是邓宁奠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基调，也就是在60和70年代，研究的对象仅为公共政策和跨国公司而很少涉及跨国公司效率问题。的确，海默（1976）将其结构市场失灵的模型建立在邓宁（1958）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以效率为基础的市场失灵/交易成本模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的影响效果被延迟了。邓宁和拉格曼（1985）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海默1960年得出的论断中已经意识到交易成本的研究方法，直到巴克利和卡森（1976）的出现，这种以效率为基础的，与海默的以市场势力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相对立的方法才得到认可。

但是我们不能责怪邓宁阻碍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海默（1976）有突破也有缺陷，在以市场势力为基础来研究跨国公司的资产优势是正确的，而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考虑跨国公司的势力是错误的。巴克利和卡森（1976）的研究是平衡前两者的巨大突破，因为国际化理论的前沿发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舞台，而实证研究又评估了跨国公司在公司层面的表现，例如拉格曼的著作（1981）。大家可以注意到，弗农（1966）更注重效率（但这并不是最优化理论的驱使），并且通过对寡头垄断市场的研究预料到了当今跨国公司理论中的博弈模型。

邓宁（1958）和弗农（1966）都没有预料到企业是以资源为导向的。尽管与此同时，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1959）对此问题发表论述，但她的著作被大大忽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策略管理学家们重新发现。在国际贸易领域，这一点很奇怪，因为资源导向的观点是与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高度一致的（拉格曼，1990）。

如果要说与邓宁和弗农的联系，莫过于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与他们的联系，正如波特（1990）中所总结的那样。在波特的观点中，对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框架有一个像弗农那种类型的强大的国内基础，而这正是他的竞争力矩阵分析的基础。他还假设国内的管理者有种族中心主义和等级主义观点（帕穆特，1969）。然而，与邓宁（1958）不同，波特实际上说过，流向一国内部的FDI并不能促进本国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波特（1990）就局限在了20世纪60年代海默思想的范围之中，而他的著作并没能反映出由巴克利和卡森（1976），拉格曼（1981）和邓宁（1980，1993）所发展的跨国公司现代理论的效率导向的观点。显而易见，波特受弗农（1966）所分析的美国单向FDI流出的观点影响极大，而很少受最近的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资源导向观点的影响。波特确实运用到了弗农在分析寡头垄断行业结构时的博弈理论，但他并没有像邓宁那样由1958年以公共政策为理论重点转变为80年代以后以效率导向为理论重点。

如今，邓宁基本的实证观点依然有效。随着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发展，美国的FDI已经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贸易三角国家的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仍然控制着世界的投资和贸易。据估计，这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占全球FDI总量的80%，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1997）。邓宁（1958）的实证研究唯一需要调整的就是用贸易三角区的FDI来替代美国的FDI。尽管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存在不同之处，但是这一文献与基本的观点并不矛盾：a)经验证据表明，全球的FDI已集中到小范围的500家跨国公司中，b)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跨国公司基本理论来解释这些跨国公司的基本活动。换句话说，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公司的因素比国家的因素更为重要。

邓宁和弗农的研究对公共政策的意义

邓宁（1958）有关流入东道国的FDI的著作盛行已久。而弗农（1966）针对本国技术创新和美国FDI流出的补充性研究也依然有效。简单地来说，邓宁是实证主义者，有一些理论的概括；而弗农是理论主义者，夹杂了一些实证和历史的轶事。然而，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这两位学者都对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问题中的理论和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

正如上面讨论过的，对于美国FDI的关注并没有制约这些著作对于个别事例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FDI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在60年代美国占FDI全球累计存量的48.3%。日本不到1%，全欧洲占42%（邓宁，1993）。正如弗农所说，那时候，欧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而日本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今，这三个地方的购买力大致相当，并且构成了世界的贸易三角区（Ohmae，1985）。然而，1998年500家贸易三角区的跨国公司与1960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并无实质区别。在1960年，这些美国公司中的一半是跨国公司，另一半是完全的国内公司。事实上，拉格曼在他1974年博士论文的调查中，就用到了1960—1969年美国500强企业的资料，把其中的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在收益率和盈利风险方面进行了比较，这样就把500强企业划分为两类（拉格曼，1979）。如今，拿全球财富500强来说，全部是跨国公司，在1997年，500强中有442个来自于贸易三角区。简而言之，与1958和1966年的美国跨国公司有关的理论很有可能也与今天的贸易三角跨国公司有关。全球化过程中参与者的范围也许已经扩大，但是大型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没有改变。

然而邓宁和弗农的第二个理论观点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两位投资界的鼻祖都着眼于美国单向流入英国的FDI，都有一个明确的国内基地和东道国。1960年加拿大接受了占据FDI累计存量24%的外国投资，欧洲为23%，美国为14%（邓宁，1993）。另有三分之一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如今情况大不一样。如今的FDI是双向流动，美国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FDI流入和流出国。双向FDI的意义在邓宁（1958）和弗农（1966）的研究中并不十分明显。然而，从上文所述的以公司或国家特有的优势为基本框架的跨国公司基本理论能够很容易地解释FDI的双向流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拉格曼和维伯克（1998）在这一基本框架下，把近15-20年的文献进行了分类。因为我在前文已经说过，跨国公司的现代理论可以追溯到邓宁，并且公司或国家特有的优势模型构成了其关键因素，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邓宁的研究与现代的FDI双向流动理论是协调一致的。这些受美国政府及其公司所关注的本国和东道国的复杂的政策问题，正在欧洲和日本的实际情况中反映出来。

尽管邓宁后来认识到，英国的FDI流出与美国流入英国的FDI相差无几，但是在他1958年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宁（1998）对其1958年的著作更新中说，在接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的研究是有关英国对外投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开始研究英国继而是美国的FDI的双向流动中，邓宁远远早于弗农。或许邓宁早预料到如此，他在（1958）的书中，就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是相互补充的，英国善于创新，而美国更善于使商业化生产。邓宁发现，两国的经济在生产过程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因此贸易和FDI对双方都有利。尽管如此，由于受时代的局限，邓宁认为对美国的FDI要进行有选择的筛选，FDI的方向必须是面向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的。1968年，加拿大的沃特金斯（Watkins）在其报告中倡导成立一个筛选机构（拉格曼，1980），然而这种观点直到1985年才被抛弃，最终实现了投资自由化。

最终的一个相关问题是，美国对FDI的较早使用，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如托尼（1997）所断言的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美国中心论。杰克·贝尔曼（Jack Behrman）同样反对这种观点。他称，1960年的一项对美国在国外FDI的政策研究是客观的，不受地方观念的影响（贝尔曼，1997）。笔者认为，这个论题已经被政治学家和相关的政策分析者的假设弄得难以理解，因为他们受跨国公司势力的困扰，并认为其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人们通常简单地假设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削弱了相关的国家势力。在加拿大，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一部大型文献认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削减加拿大经济中国外所有权的提议是反美宣传活动的一种掩饰（萨法瑞恩，1993）。在现实中，国家和公司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复杂得多。

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著作（斯特兰奇，1988）仅仅从最近开始才从对跨国公司巨大势力的困扰转向跨国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相对平衡（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1991；波德维恩和布鲁威尔，1994）。当然弗农（1971）的书中认识到了这种平衡，此书名具有某些误导性，因为书中的分析表明，拥有自主权并非出于走投无路，而是跨国公司和政府之间复杂的、相互抵消作用的结果。在此书中，弗农关注的还是美国FDI流出的作用，而并没有讨论流入美国的FDI的性质。

结论

这篇文章所论述的观点的总结在表1中，它试图评估邓宁（1958）和弗农（1966）对今天全球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在表1中，五个关键问题在纵轴中列出，而横轴则简要的显示出邓宁和弗农怎样进行论述。横轴还显示出在如今的国际贸易文献中，对这五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论述的。至于进一步的细节，可参看拉格曼和维伯克（1998）的研究资料，以及凯夫斯（1996）的研究结果，他们都用到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有关公司或国家特有优势的理论分析框架。

最终的结论是，邓宁（1958）和弗农（1966）都是国际贸易领域理论和公共政策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尤其是，邓宁的理论可以和1960年海默的理论突破有着密切联系，即在跨国公司现代理论中将公司而非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一领域的所有学者都应该阅读或是再读这两部原著。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全球化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领域中的这两位巨人。

表1 邓宁和弗农对国际商务理论与政策的贡献

资料来源：作者编辑整理。

（刘云遏、张矢的、张丽芳翻译自：Alan M. Rugman: “Forty Years of the Theory of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 Volume8, Number2, August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