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舒玉敏    采写者：  尹旭航

  【人物缩影】

舒玉敏老师1967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贸易经济系。1988年公派到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做访问学者。1992年11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经济商务领事。1996年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学系硕士生导师。2003年至今任北京贸易职业学院教授、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兼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出版的著作有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中国对外贸易》（主编）、《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合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效果与国际比较》（合著）。除著作外，还发表过《关于建立我国出口商品生产体系的初探》等多篇论文。主要讲授《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概论》等课程。

【口述前记】  

舒老师作为贸大成长的见证者，对贸大的变迁可谓了如指掌，过去的许多场景还都历历在目。在采访中，舒老师主要谈了他记忆中的贸大发展，印象深刻的几个学生和对现在学生发展的看法，字字句句中流露出舒老师对贸大深厚的感情和对贸大学子殷切的厚望。

【口述资料】

印象深刻的学生时代

 在我的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贸大不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而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西郊车道沟，咱们可以叫“大学里的小学”。当时整个学院只有两个系：外语系和对外贸易经济系。外语系开设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阿拉伯语、朝鲜语、越南语等十个语种。外贸经济系内有国际金融教研室、会计教研室等教研室。每个系招生100多人，最多不超过200人。我1962年进入北京外贸学院外贸经济系就读的时候，我们那个系是114人，一个班只有20人左右，当时我们是五年制的，所以说加在一起也只有1000多人。

 我记得印象很深的还有当时北京外贸学院几乎没有寒暑假，因为太穷了，好多同学都是南方来的，回家回不起，没有路费，所以寒暑假对于外地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学习时机，因为放假时候不上课了，然后校园里就比以往更热闹。平常上课，谁也看不见谁，一到寒假暑假大家回去也没有事情做，在这儿正好学习，人就都集中在小校园里面了。过去我们有个图书馆，大家都到图书馆去看书，为了看书，拿个小题板不吃饭去图书馆占座去。那时候的图书馆很小，一共三层楼，因为当时学生也不是很多，寒假暑假大多数同学几乎都在图书馆，就像上课似的，八点钟进去，十一点半出来，然后一点半两点半又进去了，下午又出来了。

当时食堂里面还有戴红袖箍值班的人，要求进入食堂之后不准说汉语，学什么语就用什么语说话，反正不能用中文聊天。值班的人戴着红袖箍走来走去，发现用中文聊天了就要罚你擦桌子什么的。但是大家都很自觉，因为平常上课同学们交流的时间很少，大家真正用外语练习对话的时间很少，所以同学也愿意用所学语言聊天，虽然有时候可能听不太懂。

过去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不同班级所学语种不同，像我就是学俄语的。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班十几个人，加起来一百多个人，大家都认识，所以大家吃饭也愿意凑在一块，有同一个年级的，也有五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因为大家所学不同，他们也愿意跟我学点俄语，一张桌子坐满八个人，然后这八个人大家互相都很熟悉。

现在食堂比过去丰富多了，因为国家经济也发生变化了。过去几乎家家都拿助学金，最高十五块五，最低是七块五，家里挣的钱不足以供孩子上大学，没有学费，什么都没有，伙食费都是国家给。十五块五的就是全额奖学金，吃饭、买衣服、买个铅笔钢笔什么的这都够了。我们过去天天馒头咸菜，后来国家经济困难了，食堂里面排队的时候，大师傅就问你三分钱两分钱，三分钱是一个窝头加一分钱咸菜，五分钱是一个窝头加半块酱豆腐，大家就在窗口前面排着队“三分！”“五分！”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拿着一个窝头，走到教室里面就吃没了，但是照常念书。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当年学校里面也有一些社团活动，当时我们有一个食堂，那个食堂比那个拆掉的学生活动中心大一倍吧，比不上现在的这个这么大，当时吃饭在那儿，开会也在那儿，食堂里面有一个台子，每天都有演出。假设我是一年级一班，然后就通知我们礼拜一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台上唱歌也罢，跳舞也好，反正你要不停地演出。当时我们班里有六七个女同学，十几个男同学，男同学一般都不爱上台，然后女同学上去用外文唱歌、朗诵，说两句滑稽剧之类的。因为人少，食堂里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小桌子，是八个人的大圆桌子，大师傅给端过四个菜一个汤，馒头米饭随便吃，然后大家脸都朝着台上看演出。到了明天就通知二年级一班，演出表是安排好的，就让大家早作准备，演出还挺精彩的，而且天天都有。

过去北京外贸学院是涉外型学校，在体育课上都教同学跳交际舞。当时每周六的晚上都有交际舞会，学生和一些年轻教师都在食堂里面跳舞。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难理解，看他们像看小妖怪似的，很疑惑“怎么都是男的女的搂在一起呢？怎么不是两个女的一起跳，两个男的一起跳呢？”所以大家都在门口看，或者在一旁听音乐。后来到了二三年级也就慢慢地融入进去了。那个时候我们每星期还看一次电影，当时的电影都是在大广场上放映，大广场前面有一个旗杆，旁边一个大屏幕放电影，全校都在那看露天电影。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一点都不枯燥。当时我们那个政治辅导员只管大约一百人，像我们那个政治辅导员，也就是后来党委组织部的部长王仲喜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当辅导员的时候刚毕业两三年，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辅导员跟学生成天在一起，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挺好的。不像你们现在一千多人才配备一个辅导员，他根本不认识你们，我们那时候大家成天在一块，辅导员就跟我们年级的成员一样。

当时我们的课程安排特别紧张，我们周一到周六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六点半必须上晚自习，晚自习跟上课一模一样。过去年轻教师晚上是不准回家的，假如今天晚上安排是金融辅导，金融老师坐在讲台前面，然后你们谁有问题就去问他，有时候大家共同的问题他就给讲一讲，没有一个同学可以在宿舍里睡觉而不去上晚自习的。

我们的大学五年没有闲着的时候，其实说是五年，有半年时间是把你分配到外贸公司实习，实习期间就开始写论文。大学五年也就是说要上满四年半课，实习半年写完论文。

变化巨大的贸大建筑

这几十年来贸大的建筑也变化很大。1972年刚到这儿来的时候，只有对着南门的那一座红砖的求索楼，剩下的这儿都是一大片空地，1972年刚来的时候学校的占地面积很大，北边直到四环。四环原来是一条河，我们在四环边上开出一块地来种老玉米、白薯，然后那时候星期三下午是老师的政治学习实践，讲了几句话下课之后，我们就说：“走啊！”然后就提着桶，浇那个老玉米去了。当时那块地很大，可我们才划出一小块，北边的地被乡镇企业、中石化他们占了，然后东边也都丢掉了好多地方。西边后来打官司是因为紫光大厦那儿是咱们的最后一块地，他给占用盖楼了。因为这事儿打官司北京市就把高远楼也就是原来北京外贸学校的那块地给我们了，这块地跟紫光大厦占咱们的地面积差不多，就这么打平手了。

这么多楼都是一点一点盖起来的，最初盖的楼是诚信楼，后来是中国金融学院盖了一个教学楼，叫博学楼，高远楼是原来外贸学校的那个楼，知行楼过去也是中国金融学院的。最开始咱们只有一个诚信楼和一个求索楼，过去我们一直在求索楼，后来才搬过来的。开始的时候教学设施也不好，像电脑你们都挺好，为什么我们不好？一是我五十多岁才接触电脑，可那个时候眼睛也不好，脑子也不好，哪有年轻人掌握的那么快啊。过去多媒体也没有，小喇叭也没有，我三十八九岁年轻时候上课，那个大教室里连个小喇叭都没有，就靠喊的，到后来实在是累了，就站在教室中间讲，前后的学生就都能听得到了。

时刻牵挂的莘莘学子

所有带过的学生中，有一届是1980年入校到1985年六七月份毕业的，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整整五年我一直当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年级是140个学生，7个班，像现在研究生部主任杨长春就是我的学生；还有汤传峰，现在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

虽然现在他们都挺有出息的，但是当时也让我操了不少心。过去操场这大片是非常荒凉的地方，包括我住的这栋楼。他们1980年入学，而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一算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出生，他们经历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些学生很能打群架。约好了你们这边十个人，我们这边十个人，不让老师知道，到一片特别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管，都是同学内线说老师他们约好了什么时候打架去。

他们的脑子都很聪明，虽然有的甚至没上过高中，但他却考上大学了，外语什么的都挺好的，就是自由散漫，思想特别混乱，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个叫王骏的，被分配到轻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过去轻工总公司在王府井，东华门的旁边，他每天早上应该8点上班，可他总是9点钟才到，没有一天不迟到的。他们的经理也跟我是同学，就说：“王骏太散漫了，怎么说怎么不听。”我就跟他说：“这个人哪，刺头儿，顺毛驴，是杭州人，你啊，顺着他，你越呛着他，他越跟你对着干。”有一天王骏不知道怎么起早了，挺早就到了，所以经理就表扬说：“你们看人家王骏，今天来的多早啊。”一表扬他，王骏就跟我打电话说：“将了我一军，下次我也得按时来上班了。”后来他也挺能干的，在奥地利定居了。

对学子的殷切期望

教了这么多年书，我觉得虽然现在几乎每一个学生有一台电脑，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什么都知道，知识面越来越宽也越来越聪明，但是也越来越不能吃苦。他们进来的时候水平很高，但离开的时候，除了外语之外，其他的知识积累的都不够深。从我给本科辅导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理论水平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如过去以前的大学生。因为以前大学生的课程设置都特别基础，我们学资本论的时候，资本论的老师都不讲，就给1到60页总的内容给说一下，让你自己看，看完之后的包括理论包括实践，写出这一章的心得笔记来，像写篇小报告一样的写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的理论根基都比较好，现在学生的理论不行，到最后写论文的时候总觉得欠缺点儿什么，对问题的分析就浮在表面，深不下去。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可能就说贸大的风气比较“浮”，然后就沉不下来，沉不下心做研究。

很多原因，一个是学生考进经贸大学之后，他就希望找一个涉外的工作，所以他一进来他就为他这个目标在努力，外语和实际操作的课他都比较重视，而那种理论的课就不好好学。其实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领导都要学一些跟政治有关的，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都学一些逻辑学、哲学，必须要学这样的东西他对社会的认识才深，很多做法才能符合有根基。而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到岗位上跟小孩似的，总觉得长不大，就因为他理论性的课程学的不透。其实现在哪个大学都不重视理论课，不只是咱们学校。

虽然理论的课程难以理解，但就是难理解的东西才能提升自我。现在大家都喜欢学国际贸易啊，国际金融啊，货币需求啊，可是这些东西工作的时候都能学到，但是逻辑学、资本论里面的精华在上班之后也很难学到，因为理论的东西是对人思想的一个塑造过程。

就像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说贸大的学生是“上手快，后劲不足”，这就说明他们在大学里面的根基浅。“上手快”因为懂英语，合同什么的也都知道，但对问题分析研究的这个能力就差了。理论的东西在大学里一定要学，真正实际操作的东西上班以后也能学得着，没什么难的。大学应该是提升能力的时候，可是很多理论课你们都不开，这样对生活的认识，对事情的认识与分析就深不下去。

过去我学俄语的时候，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张玛丽，是一个俄国老太太。她要求我们买一本原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文小说，一学期必须把它看完了，然后把这本书交给她。看的时候红笔注的生字比黑色字多多了，一页都是红的。学期末必须把这本书还给她，她一个个检查，你看过没有，看的深浅从你的批注上面都能看得出来。然后下学期再买一本，再看一遍，红字就少多了。如果你到第二本第三本红字多她还让你买，到最后到了几乎像看中国小说一样的熟练了。而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带有历史的又带有文学的，很多东西，战争的，什么都有了，你还能说你外语不好吗？你看我扔下俄语将近二十年，我到那俄罗斯之后，开始还有点生疏，之后马上捡起来了，人家说你发音还挺好的，我说我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你们苏联老太太教我的，所以说根底好。

现在你们学习的外语，入门挺快，适应社会也挺强，可到最后如果真搞点翻译就不行了。我的一个外甥女是咱们学校海关毕业的，英语八级早就过去了。有一次我们翻译一本英文书，因为她是英文毕业的我们就给了她一张，看了她的翻译之后就觉得她对句子的理解都浮在表面。因为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够直译，要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前前后后，给出一个恰当的翻译来，虽然她的英语八级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过了，可是还是不行。所以说，现在大学生的学习还是深度不够。

我搞的最后一个科研项目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进程、效果与国际比较”，这是国务院给我们的一个工程项目。这个科研项目由现年80多岁的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王绍熙牵头，还有70多岁的老师，我是60多岁的，当时是我们带着几个硕士生、博士生做的，我觉得我们研究得真是比较深。现在油的年轻教师做研究总是东拼拼西凑凑，我老说“一瓶浆糊，一把剪刀”就什么都有了。

【校庆寄语】

同学们现在要好好念书，我觉得人生中学习的历程是不可多得的，将来就算成为了研究生博士生也学不到大学本科四年的这些知识，在这本科四年打基础的阶段，要抓好每一分钟，踏踏实实的，你现在认真踏实之后，以后做什么就都能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