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薛荣久   采写者：沈海丰、王泠欢、胡笑宇、范蕊

【人物缩影】

薛荣久，我校1960年本科毕业生、1964年硕士毕业生。1964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7年至今“退而不休”。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贸易学科的带头人。担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顾问，中国贸促会特约顾问，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兼任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赴美国、日本、比利时、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进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薛荣久教授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的教学与研究。所著《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为教育部本科、成人教育核心教材，相继获教育部、商务部、北京市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图书奖和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担任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教程》主编。主讲课程《国际贸易》获2005年度北京市级精品课程奖，获2005年度国家级精品课程奖；主讲的《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获2008年度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奖。所著《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获1998年“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在教学方面获“华为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导师奖”，2003年获首届“北京市高校教师名师奖”，2009年入选“首都教育60年人物专栏”。 

【口述前记】

薛荣久老师结合校史、校园变化、学科建设等方面讲述了他在校学习、教学和退休三个阶段的个人经历和学校发生的历史事件。薛老师以贸大老师和同学的故事为主线，回忆了贸大半个多世纪的校史变迁。薛老，古稀之年精神矍铄，谈笑间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处处流露着对母校的深深爱恋和对国家外经贸事业发展的满腔豪情，着实令晚生们敬佩。 

【口述资料】

峥嵘岁月 艰苦奋斗

自1955年入校，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学习了将近9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至今。忆往昔，创业艰难，拼搏奋斗铸造辉煌；看今日，坚持特色，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1954年我校正式被命名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建校初期，我们学校规模很小。1955年被学校录取时，我主修的是对外贸易专业。进校时，我看到学校校园不整，教室十分简陋，也没有操场。但由于学校校园为清代王府旧址，建筑都十分讲究，名贵花木很多。当时政治运动很频繁，生活也不稳定。如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时，我周围的一些人被打成右派，朋友之间都不敢深入交往，但这也使自己对政治十分敏感，对国内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生活质量逐步下降，饭菜由四菜一汤变成两菜一汤到最后变成定量供给，那时为完全的计划经济，我们都使用粮票，男生每月只有32斤粮食、5两油、2两肉，到1960年最困难时学生吃不饱，有的甚至还出现营养不良（如浮肿）的症状，这些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努力地学习着。另一方面印象是，上课后，学校教师水平很高，集聚了全国教国贸课的名师。学生之间也经常互相帮助，直至现在的感情都很深。学校虽然没有操场，但文体活动很多，如篮球、排球、跳舞、滑冰、摩托车、单艇，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这使我们在学习之余，也有了丰富的课外活动。同时我们也深入实际，去新疆组织少数民族扑捉麝鼠，在那我还学会了骑马。在校期间，大家都十分注重学习，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获得了“优秀”，还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这让我十分开心。毕业前夕，即1960年，我校主体从鼓楼大街迁到西郊车道沟，至此我的本科生活也告一段落了。那时学校虽然有所发展，由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5年本科学习时断时续，尽管本科我以优异成绩毕业，但自知学得很不扎实，盼有机会，再踏踏实实地学习几年。

1960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学校开建研究生制度，我有幸留下攻读4年国际贸易研究生。我的专业方向是“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批判”。虽然读研时间较长，但正是这四年使我的学术基础更加扎实。在攻读研究生时，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校园原来分散的校区连成了一片，操场教学楼等设备都更齐全了。学校的老教授也为我们讲授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使我们受益匪浅。同时，我校与法国开展了交流合作，法国大使到我校参观。当时学校也很重视研究生，我们可以拿到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学习不久，院长李秋野就与我们进行谈话，讲学校招收研究生意义所在，勉励我们要珍惜学习机会。在学校鼓励下，在各位老师特别是我的导师的培育下，我奋进学习，比较扎实地学到了国际贸易的理论与知识，踏入了西方经济学家国际贸易理论的殿堂。当时学校明言，授课教授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我们在学习中还要更加注重批判，去粗取精。而对我自身来说，为了做好批判，我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四年中，我读了许多书籍和中外刊物，做了很多卡片和笔记。当时我的英文仍有待提高，于是我就加强了英语自修，订阅了很多英语方面的书籍杂志。毕业时，在导师袁贤能教授精心指导下，写出毕业论文《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服务的凯恩斯主义国际贸易理论》，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优异评价，有幸成为第一个毕业研究生。毕业后，我便留校从事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研究生近四年的苦读为我从事教学与研究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1964年我毕业、留校，我的老师也变成了同事，这使我有进一步向他们学习的机会。留校不久，按照学校规定，我到外贸部行情研究所（现商务部研究院）短暂实习，发现自己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仍存在许多不足，并了解到我国若要发展就应该更多的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这激励我投入到更深层次的学习中去，抓紧时间向研究员讨教。遗憾的是实习还未结束我就被派到山西“四清”一年，了解文水县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这从另一方面丰富了我的人生。

1966年七月“四清”结束回校，学校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课，还贴大字报，分派别搞批判，校领导被揪斗，游校，教师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工宣队、军宣队再教育。1969年11月下旬，学校南迁河南固始。我们种地、开批判会，接受河南来的工宣队、军宣队再教育。之后我又被派到人民公社到大队整党，与知青生活在一起，也亲身体会到了20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遗留的惨象。1970年秋，学校被就地解散，教师都自谋出路或进入外贸部“五七干校”。在被编入外贸部息县“五七干校”后，我还学会了开手扶开拖拉机。虽然当时生活很艰苦，我还是利用劳动之余学习知识，比如英语。

20世纪70年代初贸院复校，我从河南外贸部息县“五七干校”回到教学岗位，并且为这一喜讯而感到振奋。新校园是废弃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不适合教学。图书资料流失、教师稀缺、上班交通不便。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非常忘我地投入到了贸院的重建中。我和其他老师为恢复荒芜多年的国际贸易专业而苦干，克服了种种困难，抢回了失去的时光，使专业逐步恢复。文革结束后，学校进入正常教学阶段，招收学生。复校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我参加广交会，还到大兴旧宫鹿圈大队与社员一起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74年我与姚曾荫教授等被借调到外贸部为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准备发言稿材料。

拨开云雾 扬帆起航

1978年后，改革开放成为国策，对外开放大潮涌动，对外经济贸易教育事业兴起，众多的国际经济贸易问题出现，这些都逼着我们探讨和研究。当时我为自己确立的使命是“研国内外经贸风云，撰有特色育才文章”。我还以“业精于勤荒于逸形成于思毁于随”的警语鞭策自己，潜心研究，多出成果。当时我校外语、外贸专业恢复并成为全国开设这些专业的样板，开始对外交流，这是在国内发展得比较早的。上世纪80年代后，我校成为首个国际贸易博士生点。由于中国外贸事业的壮大，我校专业逐步发展，外贸学院在 1985年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陈云为我校书写校名，这使得我校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与美国大学交往增多。

1985年-1999年是贸大的壮大发展阶段。在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后，我成为了外贸部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进一步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制度政策等的问题。1994年我校改系为院，由“校—系”变成“校—院—系”，国际贸易系与六系合并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此同时，我校扩大国外交流，校园中的留学生也逐渐增多，并成为211全国重点大学。

从1990年到1994年我担任了国际贸易系主任，对学科发展做了两件大事。一是198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经过遴选，任命我为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国际贸易》的主编，这使我能够更为广泛地、系统地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问题，确立中国国际贸易教材体系，并对全国几百名国际贸易课程教学的老师进行培训。我认为有必要成立组织，通过协作组平台，就教师培养、教材编著、学术研究加强协作等问题进行探讨。于是1991年，经教育部批准，以我校为秘书长单位，全国性的国际贸易协作组成立了。如今参加国际贸易协作组的高校已达160多所，协作组每年举行年会，已进行了十一次会议。这对我国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二是1991年筹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关贸总协定（GATT）研究会。该会成立时，中国“复关”首席谈判代表和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等都参加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内首届“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国际论坛、举办培训班，为中国“复关”出谋划策。有二十余名关贸总协定专家参与了论坛和培训讨论，参会者有大企业家、地方外贸主任等五百多人。关贸总协定（GATT）研究会后改为世贸组研究中心，并成为我国首个教育部批准百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后又演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入世”以后，我又与中国“复关”“入世”首席谈判代表谋划成立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她是民政部批准，受商务部主管的全国性社团组织，现任会长是孙振宇（中国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外贸部副部长），我一直担任其中的副会长。

复校后我正式走上了讲台，1983年我正在美国进修时被破格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1988年又一次被破格升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作为博士生导师，招收学生的专业方向由一开始的“国际贸易”方向细化到“世贸组织”方向,培养出一批世贸组织方向博士生。

2007年1月按照学校规定我退休了，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赵忠秀院长期望我能够继续担任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继续从事我原来的教学与研究。因此，退休以后，我继续负责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继续参加除校内会议外的社会活动。2007年至今，也是我的退休阶段，但我“退而不休”，仍在从事教学、研究和社会活动，担任包括深圳市政府顾问、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等。2008年，我有幸被学校研究生部聘为研究生教学督导员，这使我有机会旁听一百多门课，并能够从整体上评查我校研究生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发现研究生教学中的亮点与不足，提出改进的建议。我退休以后的教学成果以及发表的文章都收录到了2009年出版的《不失其所记》一书中。

回忆恩师 深情难忘

60年历史上，许多老师为经贸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一些老师更是我的引路人。

第一位是教我国际贸易课的老师陈寿琦教授。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山西大学校长，20世纪50年代到外贸学院，主讲国际贸易课程，担任外贸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同时任民盟北京市宣传部部长。他是我本科的老师，在课上时常使用卡片，讲课生动，令人耳目一新，也让人感到可亲可敬。他鼓励我们多思考。当我们请教问题时，他都耐心解答，还经常说：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问问题。、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平反。后来当我得知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委时，自己还愤愤不平，但他对此事却豁达、泰然。20世纪80年代初，陈教授开始主编《国际经济贸易百科全书》，他呕心沥血，不辞劳苦，把250万字的全书完成，为国内经贸界提供了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从陈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为人之道、为师之道，如宽容、在强势面前不苟全、处逆境而不绥、独立思考有不抱偏见、对学生要诲人不倦的精神等。

第二位是我的导师袁贤能教授。袁教授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留美学生，他于1921-1929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自回国后到1949年前，在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他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卓有研究，在学术界地位很高，还在哲学、美学和古典英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54年他从上海财经学院来我校任教，担任研究生导师，从事西方经济学史、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西方经济学家名著。他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带我进入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国际贸易理论殿堂，有了他的指导，我更加珍惜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以弥补本科因政治运动不断而丢失的学习机会。他为人谦和，不重外表。夏天，他头戴草帽光脚穿布鞋来给我们上课辅导，可谓外朴内秀，大智若愚。每次辅导时他都会不断告诫我们，做学问，要踏实，不能马虎。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第一个修满了研究生课程，并开始撰写论文《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服务的凯恩斯主义国际贸易理论》。论文通过后，袁老师非常高兴，说这是建国以来他为国家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望我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不骄不躁，今后学术和事业有成。我一直很感谢先生，但不幸的是，先生1983年4月病逝。当时我在美国进修，不知他逝世的消息。回国后，知他病逝，望着他的遗照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恩师虽然故去，但他的形象和教诲却永远留在我心中。

第三位是是教金融课的史道源副教授。他是助我教学方法改革的老师。他讲课不带讲稿，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用词恰当效果极佳，富有启发式。1975年7月我们在秦皇岛为河北省培训外贸干部时，我就教学方法向他求教，他惊喜中向我传授了他的教学经验，我们聊至午夜，我深受启迪。事后我总结出了史老师八条教学方法，这对我后来创建国际贸易科大班讨论法和研究生思辨式教学法奠定了基础。他还忠告我说，教学方法光说不行，更重要的是练，实践出真知，不要怕失败。但令我心痛的是，史先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但他给我传授的教学方法却使我受益终身。

第四位是姚曾荫教授，他教会我要严谨治学。姚曾荫教授早年曾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华研究院研究员，28岁便成为了教授。建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后任我校国际经济贸易教研室主任。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外贸系他的教研室。在我研究生期间，姚先生为我们讲授国际贸易专题，他每次上课都准备认真，资料充实，讲的有根有据，逻辑性很强。此外，他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老师。他特别地注重对学生做学问的培养，鼓励我们学习时要独立思考。他曾将西方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联系起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在教导学生为人方面，他也很严格，要求学生为人光明磊落，正直勇敢。他喜欢与我们青年教师切磋问题。有一次，我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辩起来，他竟然生气了，拍桌要我说明出处。第二天我将自己用英文打字机打出的500多页原书稿交给他，他看后有些激动，还说有参考价值，并当场向我表示歉意。20世纪70年代初，贸院复校不久，我与姚曾荫教授等被临时借调到外贸部，为邓小平同志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准备发言稿资料，一起研究问题。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接触到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原始材料的，这引发了我深入研究的兴趣。1988年，姚先生与世长辞，但愿他一路走好，望他放心，他在我们身上倾注的心血不会白费。

第五位是许乃炯副教授。他是我大学时国贸系的系主任，口才好，文笔好，善于发现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新问题，上课的内容很吸引人，也善于启发同学和青年教师进行研究。他经常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文章，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被调到外贸部国际组担任处长，接受为邓小平同志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准备发言稿资料的任务后，他提议从我校、北大、人大和师大借调十几位教师到外贸部就会议资料准备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讨，这使我受益匪浅。

第六位是院长李秋野。他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前是小学老师，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北省解放区从事与贸易有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外贸人才，1950年10月中央贸易部决定筹建培养商业干部的高等学校，领导为此找他谈话，他毅然接受这项任务，白手起家创办。1951年11月，“高级商业干部学校”正式开学，1952年9月由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九条搬到前马厂，1954年通过院校合并，组成“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李秋野一直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他带领其他领导勇克困难，并使北京外贸学院成为全国唯一一所培养对外贸易人才的高校。他为我们讲哲学课，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他还是我校研究生制正式设立的奠基人。1960年我们开始念研究生不久，在他简陋的办公棚改建的家里，与我们研究生班的十个人进行谈话。当时李秋野院长创建学校的业绩，受到全院师生的爱戴，威望很高。与他近距离面对面交谈，我们都有些拘谨。在他热情招呼下，我们从拘谨中解脱出来，倍感亲切。他对我们讲学校开设研究生班的意义，希望我们不能自满，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要再接再厉，办好研究生班。我们这个班是第一次办，带有试验性质，在此基础上，接续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还要向世界市场行情，国际金融，对外贸易组织技术和运输等专业扩展。他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尊重老师，好好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好东西学到手，更要学习这些老教授们的爱国情操。不幸，李院长在“文革”中含冤，于1968年蒙难，令我们伤痛不已。但他对我们的期望和嘱托寓意深远，我们不会忘记。可喜的是，李秋野院长的不畏困难，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务实敬业的精神在我校继续传承着。

教研并重 不断进取

大学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当了教授，不上课，不是称职的教授；当了教授，不进行研究，教学质量无法提高。这是我的理念。自我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尤其是1971年复校以来，从助教成为讲师， 成为副教授，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为自己确立的信条是“研国内外经贸风云撰有特色育才文章”。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仍然坚持这个信条，努力教好书，潜心进行研究，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教学中，特别是我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后，有人劝我，只给研究生上课就可以了，可以放弃本科教学。我没有听从劝告，一直给本科生上课。因为我认为本科生是大学基础，也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如果本科生基础大不好，不仅影响到国家人才的需要，而且会影响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才知识的需要，我给本科生上课的门数从《国际贸易》扩展到《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和《世贸组织概论》。《国际贸易》是传统课程，后两门课则是我创建的原生课程。1983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校后，认为美国撰写论文的课程对我校同学有用，我就结合中国的情况，1984年后创建《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课》，在国际贸易系首先开设，效果不错，选课的同学从国际贸易系扩及到别系，后来成为全校课程。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痛感我校学生应掌握和了解世贸组织知识，2003年我又创建《世贸组织概论》课程。由于一直为本科生上课，获得北京市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

在为本科生上课的同时，我还一直为硕士研究生主讲《国际贸易学》，为博士生主讲《贸易与投资专题》。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从两方面下手，第一、编著好教材。我一直是《国际贸易》，《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和《世贸组织概论》教材的主编。这些教材被国内大学广泛采用。第二、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1983年后在本科《国际贸易》教学中，创建大班研讨法，教学质量大大提高，获得学校奖励。1995年从香港研修回校后，在硕士研究生教学中，创建《思辨式教学法》，在博士生教学中，创建《原著思辨教学法》。为此，获得优秀导师奖。由于重视教材编著和教学法的革新，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主讲的《国际贸易》课程成为全国精品课程，《世贸组织概论》成为全国网络教育精品课程。

通过三位一体的教学实践，我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定位为：“学、研、悟”。本科主要是学，注重三个基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教学方法上，坚持以讲为主，适当研讨，在讲授中采用启发式，废弃灌输式。在硕士研究生教学方法以研讨为主，加强引导和点评，培养同学独立的研究能力，学会自学。在博士生教学方法中，以研讨为主，加强引导和点评，通过教师的现身说法，提高同学扩展性、前瞻性、辩证性思维。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继续这方面的探索。

在从事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位一体教学的同时，我坚持学术研究。研究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为充实和提高教材，二是为国家出谋划策。研究内容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第一、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组织的研究。在研究中，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反对空对空，学究式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主，结合和包容其它良好的方法。我把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哲学），一般研究方法，如分析归纳法，因果法，矛盾法，比较法等；具体研究法，即本学科的研究方法，经过摸索，我确定了几种方法，如跟踪法，先内后外法，鱼骨构思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等。

上世纪80年代末，通过研究撰写出《西方经济学家国际贸易理论介评》，《国际贸易政策概论》，90年代末出版《国际贸易竞争学》。本世纪中叶开始，通过总主编《国际经贸理论通鉴》，比较系统地研究古今中外的国际经贸理论，其中包括西方经济学家的国际经贸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经贸理论，中国政界和学者的国际经贸理论。在消化和升华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准备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撰写适用的《国际贸易学》。第二、多边贸易体制和地区集团化。1974年我和其他老师被借调到外贸部为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准备发言稿材料时，接触到关贸总协定的原始材料，激发起研究关贸总协定的兴趣，此后一直跟踪研究。1955年世贸组织建立，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后，接续跟踪研究，并开始培养世贸组织方向的博士生。1997年出版研究成果《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01年出版研究成果《中国加入WTO纵论》，2004年出版研究成果《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近年来，还撰写了不少论文，它们都收录到今年7月出版的《薛荣久文集》中。

喜迎校庆 笔耕不辍

为迎接贸大60周年校庆，表达情感，我共做了七项准备。

1、从去年起，我便开始为学校档案室和图书馆准备我所有教学和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教材，专著，文集，发表文章原件等。1964年从我校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我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的教学与研究，成果甚多，被国家图书馆收录的著述出版物已近30种。

2、整理出版《情怀》。《情怀》这本书是我有感而写。我一生在校，本研后留校，从事教学兼行政工作。一直以来，我从未离开学校，亲历学校变化发展，也倍感社会变化发展巨大。书写此书，为的是庆祝校庆，缅怀师友，期望后者。因此命名为《情怀》，书中多为游记，为散文体，内容涉及我在学校由1955年始一直从事教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感受。该书共47万字，已由我校出版社出版。同时，这本书也代表60届对外贸易系校友欢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校60周年，献给所有倾心于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领导、老师、同事和校友。赞助此书出版的为1989届国际贸易系全体校友。

3、整理出版《耕耘》。它是我教材、专著以外的文章辑录，其中共有文章140余篇，约130万字。《耕耘》一书分一、二两册出版，第一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和教学法的研究、第二册关于世贸组织众多的问题的研究，将于2011年7月出版。

4、完成我校211大课题《国际经贸理论通鉴》共六大卷（约1000万字）。它涉及古今中外的国际贸易理论，最后一卷于2011年6月交由我校出版社出版。该卷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青年教师樊瑛任副主编，她负责组稿，我负责审阅，提出修改要求，博士生杨凤鸣负责校对，最后共同定文。到校庆前，整个《通鉴》（约一千万字六卷）争取完全出版。这可以说是经贸大学比较全面系统的有关国际经贸理论深入研究的“工具书”。

5、我用毛笔为校庆书写自作诗句“咏贸大校园”。

6、整理、编辑出版《一代宗师—袁贤能教授著述辑录》。袁贤能教授是我在我校1961-1964年攻读研究生时的恩师，我一直都很敬佩他。令我伤心的是，先生1983年与世长辞。2010年9月13日袁师长女袁燕妮从美国回来，表示为庆祝学校校庆，希望能够出版她父亲袁贤能教授的著述文章。对此事，作为袁师学生的我当然高兴并大力支持，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我们商定，她负责提供袁师著述文稿，我负责整理、编辑和联系出版事宜。该书拟于2011年下半年完成。

7、接受你们的口述采访。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我们的六十校庆献礼。 

【校庆寄语】

这所新型的大学有着辉煌的过去，更有着光辉的未来。抚今追昔，为献身贸大教育事业而自豪。勉我同学，莫愧贸大二字；冀我教师，珍重师德修炼；切望领导，拼搏进取，突出特色，教研并重，达到一流，再创辉煌。 

【参考资料】

薛荣久 《情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