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广生，193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昌黎。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法语专业，分配到对外贸易部工作。1965年9月至1970年5月被派驻马里使馆商务处工作。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在外贸部小汤山“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4月被派驻比利时使馆商务处工作。1974年6月调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历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办事员、科员、副处长。1983年4月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10月任经贸部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1988年12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进出口司司长。1991年5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93年5月至1998年3月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1994年11月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党组副书记。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外经贸部部长、党组书记。2003年10月任新成立的中外企业信用联盟理事长。2003年十届人大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0年4月的一天，也是中国入世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刻，在外经贸部办公厅主任胡楚生校友的精心安排下，我见缝插针采访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校友。他的宽大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左侧一面鲜艳的国旗尤其引人注目。在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最关键的时候，这间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至天明。

石广生有意回避了笼罩他身上的新闻人物的光环，而是将我的视线引向他的青春时代，那个朴素的校园，那些朴实的穷学生。

一、校园往事

1960年，21岁的石广生从河北昌黎农村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1965年毕业。时隔三四十年，回忆起在北京外贸学院度过的那段青春岁月，石广生仍是如数家珍，兴致勃勃。他心中深藏着许多校园往事，言语间流露出对母校深深的感激与眷恋之情。

从农民的孩子到大学生，石广生最初的“理想”今天看来非常简单，只是想走出家乡，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于是，他从农村走到城市，后来从城市走向全国，又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个朴素的想法，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和所从事的事业。

大学五年是石广生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他未来跨越事业高峰的第一步。说到跨越，还有个笑话。入学第一天，他这个来自农村的“愣小子”，竟没看清门上标的字，懵懵懂懂地“跨”进了女厕所，出来时才发现走错了门！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语言南腔北调。北方同学习惯说“你这小子……”本并无贬义，而南方同学认为这是骂人的话。为此还翻了脸，闹了误会。石广生第一次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理解的重要。而他在校学习的专业正好又是作为交流工具的外语，这种学习让他逐渐具有了与更广阔世界交流的天地。

他在大学学了五年法语。这一语种决定了他后来工作的早期区域范围；然而，在校学习知识的同时，他更从老师身上感染了高尚的品德。

石广生的一位法文老师，早年曾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爱国的热情写信给周总理，希望回国工作。来到北京外贸学院后，他所学西方法律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当了一名法语老师。法学博士改行教法语，他的内心肯定有波动，但他并无丝毫的埋怨或懊悔，而且在课堂上教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他对国家的忠诚给同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也在石广生的一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他的工作不断变动的时候，他更会想到这位法学博士是如何处理国家需要和个人愿望冲突的。服从国家的需要，深植于石广生的心中，也成为他在新的岗位不断取得成绩的动力和源泉。

石广生的法语老师中还有一位是比利时籍的女教师Madam谢，她的丈夫是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爱情的力量让她毅然抛开法国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解放初期即在外贸学院任教。当时她已经年近半百，上课从不迟到，对学生们的作业批改得非常认真，同学们可以提她家里的事，可以开玩笑，她和年轻的学生们成为了坦诚的朋友。

劳动是当时大学生的必修课。石广生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步行下乡劳动。那天，石广生和同学们一早就背起行囊出发了，一路步行到了通县的西集公社已是深夜，不少人脚上都磨出了大水泡。第二天一早，同学们还没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下地干活了。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同学们干着重体力劳动，却经常吃不饱，有的同学实在饿得发慌，就偷着跑到玉米地掰青棒子吃。这种体力和意志的磨练，使石广生为后来工作作好应付艰难困苦的准备。

节约是那个时代大学生普遍的生活习惯和本领。学院地处西郊车道沟，乘公共汽车到动物园，往返要花一毛钱车费。石广生和多数同学都来自工农家庭，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对他们来说，每一分钱都很宝贵，一个馒头5分钱，到动物园一趟就要花两个馒头的钱。于是，穷学生们在这五站地的公共汽车的车费上做起了学问。每当周末，从动物园到车道沟的路上，常常可以见到外贸学院的学生仨一群俩一伙的身影，他们说说笑笑，步行往来。即使为了赶时间必须坐车时，他们也总是提前一站在北洼路下车，以便节省几分钱的车费。在石广生后来的岁月里，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工作，他也都要求自己保持勤俭朴实的本色。

二、步入缤纷世界

1965年，石广生大学毕业。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他，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中国驻外商务参赞处。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日子：9月30号。那天他和几位刚毕业的同学一起乘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出国让他兴奋，心中充满了期待。在火车上有说有笑地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到了莫斯科。第一个惊叹是：满天的鹅毛大雪！第二个惊叹是：大街上多得不得了的小汽车。下火车后没作停留，他们就转乘飞机前往目的地非洲的马里。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心里难免有些害怕。飞行六七个小时后到了马里，一下飞机又是一个惊叹：这里怎么像进了蒸笼一样热！下一个惊叹是：马里竟是这么贫穷落后！街道杂乱肮脏，要饭的很多。就这样，从中国到苏联，再从苏联到非洲，给了石广生一个很大的触动：世界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仅是气候差别很大——北京艳阳高照，莫斯科鹅毛大雪，马里酷暑逼人——更是经济的落差，让他看到中国的经济与苏联的距离，但又是非洲所不能相比的……这些第一印象深深地刻在了初出校门的石广生的脑海里。

到了使馆后，参赞就带着石广生去参观当地的工厂。石广生发现，当地人讲的法语他一句也听不懂。原来，非洲的法语语音变化很大，与课堂上学的法语有着相当的差异。于是，他们几个新来的毕业生被安排到中国援建项目的工地给工程技术人员当翻译，以便每天接触当地人锻炼日常用语。石广生有一年的时间整天和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大院里，常会有非洲朋友过来一起聊天，非洲人赞叹中国人常年不回家帮助他们建设，还不带家属，而且最危险的活都是中国的工人干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刚刚访问了非洲访问了马里，所以当时整个马里的境内，随便走到哪个村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用不标准的中文说“你好”。当时中国人的真诚和帮助都深入到每一个非洲人的心中。

被中非友谊所包围的石广生，也获得了业务的的锻炼，他的法语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一次，毛里塔尼亚的总统参观中国援建的糖厂，石广生担任翻译。当时马里的一位部长就问一个工人：“你们这个糖厂能不能用某种草来制造酒精？”这种草的名字应该怎么翻，把石广生难住了。但是他当时怎么也不知道这个词。大家又盯着他，可把他急坏了。最后，在一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提示下，他想到可能是薄荷，总算圆了这个场。这次尴尬，让他永远记住了“薄荷”这个单词。在工地的这一段生活使他感受到，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包括外语，即使学得再好，也要到实践当中去应用。

在马里五年的工作结束后，石广生紧接着又被派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商务参赞处工作，而且一去就是十年。他又看到一个与非洲完全不同的大陆，也发现了一个知识的新大陆。他在比利时度过了在知识和能力上日积月累的十年后，于1974年回国，在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工作，当上了一名办事员。

公司的工作和商务处完全不同。公司做的是具体的买卖，他要学习开发产品市场，尤其是要学习做买卖，还要熟悉商品。这些对他都是新课题。为此，他一边向老同志学习，一边跑五金工厂，熟悉着门锁、木螺丝、紧固件、合页这些产品的属性、特点以及国外需求。还要了解国外市场，每个市场的不同标准和流行款式、颜色以及价格。他看到，做一个合格的业务员，不仅要懂外语和外贸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怎么样操作，包括了解商品，了解市场。在学校时虽说也学过商品学，但毕竟只是打个基础，商品是个无边的海洋，真正的学习还是在实践过程之中。在五矿的十多年，石广生先后担任过科长、副处长和公司副总经理，逐渐成为外贸的行家里手；在五矿，他经历了外贸公司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管理模式的转变，当他的资历从外贸新兵进入了“老外贸”的行列后，新挑战、新知识却在前面等着他，比如过去做外贸时不太重视的外贸利润和价格问题、汇率问题、付款的风险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老外贸遇到的新问题，也为勇于接受挑战者提供了更大的事业舞台。

1986年，石广生调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驻上海特办特派员，此后又先后担任外经贸部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

三、走上领导岗位

1998年3月，石广生出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整整5年的部长生涯中，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的三件大事，可以说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史书之中，因此也最令他永难忘怀。

第一件，石广生担任外经贸部部长期间，也是中国从贸易小国发展成为贸易大国的重要阶段。石广生不会忘记，在他最初从事外经贸工作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日本等外贸大国的贸易数字在我们看来就像天文数字。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经贸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他担任部长期间，年终贸易额从1998年的3200多亿上升到了2003年的8500亿元，年均增长达1000亿；中国的外贸额在世界贸易额的排名也从第十名跃至第四名。石广生在外经贸部部长的任上见证了中国从贸易小国发展成为贸易大国的巨变。当然，国家给了外贸工作很大的支持，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而石广生和广大外贸工作人员一起作出了艰苦的努力。那段时期，中国外贸实施了党中央的三大战略，即：市场多样化战略、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外经贸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实现了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梦想，也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贸易强国的新目标打下基础。石广生为此感到非常欣慰。

第二件，石广生担任部长伊始，就直接面对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危机发生于1997年下半年的泰国，真正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是在1998年。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货币大幅贬值；但是中国出于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地区稳定的责任考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个决策大大增加了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的难度。石广生记得，当时亚洲所有国家的外贸出口都在迅速下降，从而波及了欧美市场需求的锐减和生产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保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国民经济还要实现8%的增长。外贸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外贸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然而这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外经贸部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从这两个方面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任务相当艰巨。既面临国际市场的萎缩和萧条，又面临别国货币贬值的竞争。中国外贸人没有退缩，加上国家也相应地制定了许多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退税和贷款贴息等等，同时大力开拓了国内市场，调整了商品结构等等。总之在多方努力下，经过一年的时间，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这种增长在那种特殊形势下的亚洲甚至世界都是少见的。当时的出口总额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实现了05%的小幅度的增长，在当时的条件下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石广生非常有幸参与了直面困难并解决这一困难的整个历程，他说：过程是艰辛的，但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第三件，石广生参与并组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谈判。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程，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曲折而又非常有趣的历程。他记得1986年中国向当时的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了恢复缔约国地位，1995年关贸总协定转为世贸组织，中国再次提出加入申请，直到2001年正式加入，整整经历了15年。这是一段不平凡的艰辛历程，同时也是伴随着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程进入关键时期后，石广生作为中方谈判人员的主帅，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诸多好评。在镁光灯的聚焦下，他依然那样沉稳和谦虚。他说：“中国加入WTO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入WTO的谈判一直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外经贸部只是进行了一些具体工作。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历了14年，这期间，外经贸部先后经历了郑拓彬同志、李岚清同志、吴仪同志和我本人四任部长，经历了佟志广、沈觉人、谷永江、龙永图四任贸易谈判代表。外经贸部的历任领导都为推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作出了努力和贡献。我能够面临这样的历史机遇，是十分幸运的，但这也是对我的重大考验，要看我们这批人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完成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此刻，最后的谈判尚未结束，石广生正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石广生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可能；而中国加入世贸，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我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这段谈判是曲折艰苦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内容，又有国际政治斗争的内容。好在有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再加上我们由各个部门参加的优秀的谈判团体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2001年11月2日，多哈会场。那一天，石广生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都非常忙，在这历史性时刻，大家想的只是怎么把这个会开好。石广生当时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但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那天，他接见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部长。当时古巴的贸易部长真诚地对他说：“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一天。”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贸易部长发自内心地对他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主心骨和亲密的朋友。”致辞时石广生用了三种语言：先是用中文，接着用英语和法语。那天他身着深色西装，系红色领带。他紧握签字笔，在协议书上郑重签上“石广生”三个字。会场上响起热烈掌声。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在此定格，它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后来经常使用的一个片头，这一新闻也成为中国2001年最有意义的重大新闻，其他两大新闻是中国申奥成功和中国足球打入世界杯决赛圈。

石广生回忆说：我能有幸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这确实是我的荣幸。

四、寄语母校

作为部长，石广生的工作是那么繁忙。主持会议、接见外宾、参加谈判、出访、国内调研——他每天的日程都是满满的。3月下旬，石广生部长欣然同意了我的采访要求，但是一连十几天，采访时间定了变，变了再定，几次推迟，终于实现采访。但只聊了10分钟，石部长又需要处理紧急公务，采访不得不中断，待再次走进石部长办公室时，已是下午。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也几次被请示和电话所打断。刚刚还谈笑风生的石部长，转身处理公务时却显得精明干练，思路清晰，三言两语即点中问题关键。秘书说，石部长每天的工作节奏都是这样紧张，下班一般在晚上7点半以后，而且常常还要带上一大包文件回家批阅。但他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对国家、对工作的巨大责任感是石广生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动力。他说，当部长，是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是人民对他的信任，他只有努力工作，多办实事，才能不辜负这崇高的信任。当了部长的石广生仍然秉承着他一贯的做人原则：为人要忠厚，做事要务实。他说，忠厚就是对党的事业，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要忠，对人要厚道；务实就是做工作要善于把理论用于实际，多为人民办实事。

多年来，作为经贸大学的毕业生，石广生一直密切关注着经贸大学的发展建设。他说：“50多年来，对外经贸大学为外经贸事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这是历任学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辛勤工作的结果。当前，时代在加快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提高经贸大学的办学水平。”

作为老校友，他对经贸大学的发展的希望是：希望教职员工在新形势下要树立学校生存与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团结一致，共同办好经贸大学；希望学校能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更新，跟上国内和世界先进水平；希望学校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同时要注意用好社会力量，多方尝试开放式办学，解决好课堂授课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问题；希望学校在注重教书的同时更要注重育人。

2003年，在全国十届人大会上，石广生当选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大常委。退居二线后的他，脱下西装换上中式唐装，更加温和宽厚。他也有时间回到母校，实现他的承诺，与学生们面对面，讲讲课，把几十年的事业心得讲述给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