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1954年生于福建闽侯，祖籍山西，曾当过工人；197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1981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博士学位；从1994年至今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曾任财贸研究所所长助理、外事局副局长、局长；2003年初至2004年9月底，挂职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2004年10月回到社科院任财经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一直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裴长洪的博士同学和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异口同声一个字：“棒”。确实，裴长洪用他高水平的论文为偏重于实务的UIBE注入了一道理论的亮点，而且他的为学为人又非常谦虚严谨、朴实厚道。

1994年，40岁的裴长洪考入对外经贸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博士学位。他是当年该专业4个博士生中惟一来自校外和按时毕业者。1997年底，他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博士论文《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于2000年被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百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博士教育制度以来全国首次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在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理工科87篇，文科13篇。

裴长洪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曾获国家这一奖项并不怎么看重。他说：“这个奖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在读博士挺不易的，是照顾我……”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裴长洪已有多篇论文获得国家级奖项；在9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不到5年里，他独立完成和合作完成的专著达十余部！

在UIBE校园，裴长洪喜欢这里与国际接轨的气氛。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外教的课。一个是来自美国乔治亚大学的韩国籍教授讲授的国际贸易理论；另一位是美国大学的印度籍教授讲授的国际经济学原理。他们用英语授课，要求学生用英文写作业，教学方法是国际通用的互动式。这些都令裴长洪耳目一新，对他巩固提高英语表达能力和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都有很大帮助。他觉得，这种国际接轨的教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校应是比较先进的。

 

裴长洪在UIBE的博士导师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学专家王林生教授。师生间正好相差两轮，都属马。

1995年秋至1996年秋，即裴长洪读博第二年，他是在和导师一起做课题中度过的。这是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主编的《走向国际市场》丛书中的子课题之一——《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研究》，重点研究的是中国的出口贸易。该书共计二十余万字，师生二人各完成一半。提纲和写作乃至调研框架经二人多次讨论确定。王林生教授的讲课也等于贯穿于课题的整个过程。

在频繁的交往中，裴长洪感觉王林生教授有几大特点:

一是王教授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跨国公司的理论，而且对国际经济理论动态非常了解。裴长洪回忆：“王教授的思维非常前卫，对最新的学术动态跟得很紧，因此也省了我许多检索时间。他很重视对实际的调查研究，我们师生二人经常深入企事业单位召开座谈会，大量的新信息为课题增加了鲜活性，也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二是王教授对研究成果的要求很严。裴长洪写完的初稿，王老师都要一字不漏地看过，小毛病他顺手改了，较大的改动他会和学生讨论，提出他的修改建议，但并不强加于人，只要学生能说出道理，就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不会计较。裴长洪说：“王老师性格温和，但在文风上，在挑稿子的毛病上却非常精细，从不打马虎眼。按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我想象他年轻时也一定是个观点非常鲜明的学者。”

三是王林生教授的数学底子非常扎实。“王老师经常参加社科院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2003年，在对一篇运用数学模型做的博士论文的匿名评审中，别的评委没看出什么来，只有王老师发现了数学模式的毛病，他都给一处一处地挑了出来。这令所有评委都非常惊讶。”在过去的评审中，确实还没发生过一篇因为数学模型出问题的。这样，王教授的名声在社科院传开了。这方面，裴长洪自叹不如。他说，当年和其他三位博士生考博时，数学成绩都不太好。

学习了做事、做学问、做人的态度，又扎扎实实地出了一项成果，裴长洪觉得这一年跟着王老师做学生非常值。他希望自己带研究生也能像王老师那样负责。

 

王林生教授肯定会认为，在充满诱惑的当今商业社会，能带像裴长洪这样认真踏实做研究的学生也很值。

裴长洪或许生来就是个读书人，他“应付考试的能力强”。其实这个能力是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学出来的。1973年，他被所在的龙岩化工厂推荐参加大学考试，成绩列9个被推荐者中第一，进了厦门大学经济系；1978年，“文革”结束后恢复研究生考试，他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1994年，又顺利地通过了对外经贸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考试。

他在社科院12年，关注的研究题目是多样的，有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有国际政治的文化的，有宏观的有微观的。社科院是社会科学学者云集之处。这里有令他敬仰的智者——哲学家、史学家，也有令他钦佩的靠近实际的先驱——经济学家、法学家。他从这个氛围里不断汲取着研究创新的火花与动力。他的思维也常常跳跃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徜徉于抽象与形象之间。当然，他倾入心血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专业——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他希望自己永远站在理论前沿和实践前沿。

在杭州任副市长，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次“读博”，而他的“博导”是实践。在一年零九个月里，他从研究员变成了官员。他在市政府负责经济体制改革、金融等方面的工作，协助市长分管政府法制、外事等工作，还分管市体改办、外办，法制办并联系各金融机构。在副市长位置上，他面临的是如山的文件，如海的会议，握不完的手和见不完的客……但他将此视为实践课程的一部分，每一个环节也因此被他当成了一次作业或下一篇“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

在市政府，他接触的经济领域非常广阔，从贸易到金融到法律。实践刺激着他，一道道待做的课题刺激着研究生兼博士生导师的他。比如：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如何看其体制的优越性；中心城市金融服务功能的发挥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依法行政的关系，等等。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他也觉得有许多学科有待开发。回到社科院后，他带博士的专业方向将从国际贸易学转向金融学。他觉得金融是更具工具性的知识，也是过去比较薄弱的学科。

 

裴长洪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确切说，他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在厦门大学读本科阶段，正值“文革”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用于搞大批判，课堂上的经济学已变成被扭曲了的、片面的经济学，即使涉及到西方经济学的部分，也是以批判方式讲解的。毕竟，通过三年多的学习，他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体系，知道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说的是什么。

裴长洪认为，人生这篇论文的“开题”应该是世界观，是富于理性光辉的坚定信念。他说：“现在大学生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有两种片面性的理解：或认为毫无用处，或认为只有马列对。我认为，轻视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连美国人都将《资本论》列为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十本书之一：认为只有马列对，更浮浅。当然，《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写的书，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等先贤先哲一样在科学的道路上继续开拓攀登。”

经历丰富的裴长洪对年轻大学生的忠告是：大学不可能提供你工作岗位需要的一切资格，包括博士生，走入社会的第一件事是忘记自己是博士生，准备着迎接社会的熔炉脱胎换骨式的再塑造。

裴长洪的文体爱好多样，但他更喜欢做思维“体操”，不断训练理论素养，包括对经济的、时政的以及人生的思考。工作之余，他追求一种尽可能自由淡远的生活。

2004年国庆节一过，裴长洪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杭州挂职副市长的“仕途”，又回到宁静的社科院。他不喜欢用“钟情”于研究来形容他的这一回归，他说他并不清高，而是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他更喜欢有自由空间和时间，对研究工作更熟悉因此也更自如。他体验了当“裴副市长”的酸甜苦辣，每当行政事务缠身时，他会怀念清静闲适的读书和研究时光。但这一年零九个月的经历对他无疑是一个极宝贵的机会，他为今后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缩小了他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让他积累了与过去不同的阅历。他希望趁热打铁，尽快将由实践一线获取的灵感转化为研究的行动。

丰富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从研究员到一年零九个月的政府官员的“入”与“出”，为裴长洪的人生“论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让他未来的研究更多了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