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中欧由于安全和贸易问题的紧张局势、欧洲对中国人权行为的批评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循环升级，双边关系逐步恶化。欧盟内部陆续产生了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和脱钩的讨论。

在战略层面上，欧盟在2019年将中国从“战略伙伴”降级为“谈判伙伴”和“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这一定位在2021年的“欧中新战略”报告以及德国新政府的执政联盟协议得到延续。在国际合作中，欧盟暂停了推动经7年多磋商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在媒体宣传上，部分报道将中欧双边经贸增长视为供应链风险因素，而贸易争端工具（包括国际采购、反倾销和反补贴）则被视为谈判和制裁的有效手段。

可以看到，近些年欧盟对中国政策调整过程中，意识形态化趋势更加明显。虽然从2022年7月中欧经贸高层谈判结果来看，双方关系得到缓和，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世贸组织改革，扩大市场开放等方面达成一系列成果和共识。但不难想象，地缘政治和悬而未决的争端可能会持续影响双边关系。

尽管遇到困难，但中欧经贸关系的主流仍是合作共赢，这一点没有改变。首先，作为中欧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欧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连续9年实现正增长。2021年，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即便是受到复杂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2022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4206亿美元，同比增长8.4%。

其次，中欧在经贸需求上高度互补。中国有着吸引欧洲的巨大市场、资金及相关产品，欧盟是唯一一个让中国可以继续获得与美国类似技术的替代市场，从而打破美国的高科技壁垒，保持其实现下一代技术领先地位的雄心。这种互补关系奠定了双方深化合作的基础，而合作也完全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需求。

最后，在对于贸易本质的认识上，双方都认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自由贸易规则之上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欧盟增长前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当前日益动荡的环境中，中欧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而不是走向对抗。欧洲不应该视中国为制度上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成为国际经贸规则、制度的共建者。中欧应该致力于推进并执行公平开放，高标准，基于规则、注重承诺的经贸规则。对双方而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本身就是最终目标，而不是霸权的护舷。

鉴于当前的挑战，在诸多问题上同时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是困难的。笔者认为中欧双方应该开展合作，充分交流，成为多边主义下，国际经贸规则制度的合作伙伴。双方可以从小方面逐步修复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加强提升营商环境。根据欧盟中国商会的报告，在欧中国企业对欧盟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连续两年下降，尤其是政治环境和商务环境的评分较以往显著降低。而欧盟也陆续出现报告指责中方企业在招标、经营规范和遵守当地法律方面出现问题。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作为中欧多方合作的试验田，中国对该区域累计直接投资超过200亿人民币。若能有更多的示范项目，可借此推动双边投资的务实合作。

高标准全球价值链规则协同。中欧在当前全球背景下，都应确保全球价值链的平稳运行。欧盟可以和中国合作，在多边框架下优化加工贸易安排，帮助更多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不仅仅能加强贸易链的弹性，提高商品多样性，降低通胀，也和中欧共同建立高标准的贸易制度愿景相符合。双方可以讨论如何在复杂价值链活动中降低非关税成本（例如取消在商品中间国强制产品检测和认证而改为目的国）和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税率叠加。将这些贸易便利化措施纳入多边讨论议程并非易事，但益处是长远且巨大的。

避免过度使用贸易保护工具的。长久以来，中国因其非市场经济地位而在欧盟反倾销监管中被区别对待。即使是2019年欧盟采取新的以市场扭曲程度计算倾销幅度的方法下，中国出口商品价值也必须通过替代国成本进行计算。2000-2015年间，中国出口欧盟的反倾销税率平均超过40%。2019年欧盟所有有效的反倾销关税中有51%（61起）是针对中国的。这对中国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破坏极为严重。事实上，由于中国人力成本的上涨，以及较高的资本成本，企业是不可能通过大幅倾销获得利润率的。而在当前全球通胀的背景下，欧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同样也损害自身的福利水平。如果欧盟认为通过市场扭曲程度计算倾销幅度是合理的，此工具也应该是普适而非区别应用的。

如前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言，“不要仅仅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就将其视为威胁”“我们必须接受公平竞争。”欧盟可以和中国协同推进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经济制度上的合作，而不应该越来越多的将双边经贸增长视为政治渗透。如双方经贸高层第九次对话所言，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和中欧经贸关系有利于世界发展与繁荣。双方共同努力，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中欧经贸领域务实合作，以中欧合作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