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评建的博弈论分析

　　本科评建迫在眉睫，校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大棒糖果，轮番上阵，可耐收效甚微。谁叫宏微观精髓深入人心，谁叫“理性经济人”春风拂面。作为消费者，我们力指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我们誓死利润最大化。其实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用数据说话，用模型说话，波士顿矩阵兴许可以告诉我们点什么。

　　若将本科评建工程看作一个市场，那么最重要的参与者莫非学生和校方。学生的学习行为规范是产品，校方的软硬件设施也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生产者。本科评建对双方的影响都颇为深远，对学生而言，关系到就业深造，文凭含金量及实际学习资源环境；对校方而言，职称评级，奖金薪酬，住房养老等等，这个意义上双方又都无一例外的扮演着消费者角色。若仅仅校方或者学生单方面就可以主导整个评建项目，无疑，双方都会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态迎接整个评建工作，力争优秀以实现个人效用最优化。问题关键在于，学生和校方处于一个彼此抗衡的地位，都在猜忌和怀疑由于对方的不合作而给自己造成损失，于是行为时会先以对方的可能反映作为自己的决策变量。这就导致某些在自己单独决策时并不会发生的行为往往在占优决策中频频发生。我们若以合作和不合作作为他们所有决策行为的概括。对学生而言，合作意味着规范学习生活，严格道德行为，高标准高要求，自尊自爱自律自强。如果校方也报以合作的态度，即学校师资配备优秀，软硬件精良，学科设置科学，研究成果丰硕，那么学生和校方的基数效用值都将达到最大，我们假设其为12。我们拟采用基数效用分析方法。校方如采用合作态度，学生若不合作，学生固然能享用到先进的教学设备，获得良好的学习机会，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不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客观条件再好也是枉费――这是被马克思经典理论证明了的客观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将学生的效用看作8，校方由于资源整合，改革提升科研能力，效用将上升到9，但缺乏学生配合，往往也与最大值相去甚远。同样学生合作而校方不予合作，学生效用为9而校方效用为8，这与上文同理。但当双方都同时采取不合作态度之后，双方效用同时下降到最低值6。

　　上面的假设都是出于对人之常情和我们实际行为的总结模拟。双方的较量对峙局面已经形成，但两者会如何选择纳什均衡策略以达到效用最大值呢？

　　在校方合作的前提下，即假设校方合作已经成为定势，学生会选择合作（12.>8）,但在校方不合作的前提下，学生也会选择合作（9>6）;再看看校方面临的最优策略：学生合作态度已定之下会选择合作（12.>8），学生即便不合作，校方也会选择合作（9>6）。那么结果很显然，无论学生的态度如何变化，校方的最佳决策莫不是不变的合作。

　　最后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学生至始至终都有唯一选择合作，校方也永恒不变地选择合作，那么合作――合作不就是效用值最大的纳什均衡了吗？

　　但事实如何？

　　大量的交易成本完全颠覆了这种正确行为，甚至我们还进而怀疑这种理论的正确性。

　　道德危机在其中应该是不会存在的，本科评建是一场共赢的游戏，任何缺乏对方积极参与的结果都只能是残缺，校方不可能欺骗学生，学生欺骗校方也是枉然。那么唯一的解释变量就只能是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了。校方在与学生的交流对话中显然意识到此种弊病，于是大到舆论轰炸，小到个别谈话，粗到集体洗脑，细到各个击破，陈准民校长循循善诱，辅导员老师三令五申，OA和BBS极速互动，有目共睹，即使校方现在不是做得最好，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诚意他们的改进已经高于中国现今的平均水品了。而那些莘莘学子也并非铁石心肠，并非冤大头，他们也期望本科评建获优，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为什么事与愿违呢？恐怕学生的样本数量过大和个体差异性多样性使然吧。木桶理论又在悄无声息地起作用。

　　当然，这只是个抽象和真空的模型分析，现实情况往往复杂的多，千丝万缕，难以下手，但选择的大体思路和结果亦然。

　　那么既然都是合作，为何我门不开诚布公，强强联合，实现效用最大化呢？

2003级国贸5班　韩姝